记忆中的那盏孤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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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舒曾在金庸创办的《明报》当记者，除小说外，她还撰写散文和人物访谈稿，以笔名“衣莎贝”在金庸主编的《明报周刊》撰写专栏。她创作的《玫瑰的故事》曾被改编为电影，故事中就有金庸作品中人物的影子。如果说金庸有仗剑而歌、豪情侠义的胸怀，那么亦舒就有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心地。

　　一

　　亦舒，原名倪亦舒，祖籍浙江镇海，1946年9月25日出生于上海，5岁时随父母到香港定居。亦舒从小就酷爱文艺，崇拜哥哥倪匡及其文友金庸、古龙等流行小说家，14岁时在《西点》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暑假过去了》，17岁就出版了她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甜呓》。1965年中学毕业，亦舒以文学青年的姿态，跑到明报社找金庸，说要当记者。亦舒后来在《明报周刊》上写过一篇《金庸的孤灯》，讲述她初见金庸时的情景：“当年明报社在湾仔谢菲道，我去见工，完了之后，有人说让我去‘看看查先生’。那真是最奇怪的办公室。简陋到极点，门虚掩着，有一盏孤灯。一位中年男子伏案疾书，闻声抬起头来，寒暄几句。少年的我根本不愿走近，随即下了楼，心里想着，做老板要如此刻苦，真划不来。其实他那时才40岁左右，已像个中年人。成功当然有所得，可是付出的代价只有当事人才最明白，创业所费时间和心血，不足为外人道。读者最开心，所费无几，捧住《射雕英雄传》读了又读，每次都兴奋得搔头拍腿。后来他的办公室装修得华美，书房也非常宽敞，可是我总是记得那一盏孤灯。”

　　这么灵巧且有才华的女孩，又有自己哥哥、金庸多年至交倪匡的引荐，当然很轻松地就进入明报社了。那时，明报社的新闻室在3楼，社长室在4楼。不知怎的，19岁的亦舒每晚收工后，都会静静地走上4楼，去张望坐在社长室里的金庸。

　　金庸眼里的亦舒，“活生生的，很真实，没有梦，但有眼泪，没有幻想，不过仍有浪漫”。亦舒17岁读中学时，《明报》的星期日特刊曾刊登過以她为主角的一组照片，因为金庸喜欢这位未曾谋面的少女作家。

　　亦舒被金庸点名录用后，在明报社当记者。她时常出入影视圈，兼写名流专访，这对她后来写言情小说很有帮助。

　　在明报社任职，亦舒感到最幸运的是金庸教她如何写作。亦舒说：“写文章应该尽量写得浅白，改10次也要改得它最浅白、最易懂。当年金庸是这样教我们的。”那时，她用过“玫瑰”“梅肝”“络绎”“陆国”等笔名。

　　那时，除了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具有很大影响外，还有琼瑶言情小说的横空出世。琼瑶的第一部作品是发表于1963年的《窗外》，那时琼瑶25岁，亦舒17岁。《窗外》是琼瑶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创作的，亦舒很喜欢。

　　学琼瑶，亦舒起初写来写去都是写她自己。金庸对她说：“亦舒，你只晓得写你自己，只是写自己，题材会写到尽头的。”她不服气，开始学习写剧情。金庸传授创作经验给她：“全真，不好看；全假，行不通。一个好的故事，包含了想象力和个人生活体验，在虚构和纪实中找到美妙的平衡。”

　　这样，亦舒风尘仆仆地活跃于人生舞台上，白天写新闻、专访，晚上写杂文、小说。

　　1973年，27岁的亦舒抛开香港的一切，只身提着两只箱子去英国求学。生活的窘迫、异乡的孤苦，让她的创作欲望陡升，事业达到顶峰。身居异乡拿写作泄愤的她不知道，在香港，她的小说已被少女们奉为圭臬，给了年轻少女们“不要沉迷于爱情的幻象，多些独立奋斗的历程”的感悟。

　　二

　　1977年，亦舒从英国回到久别的香港，除了一纸文凭、两只箱子外一无所有。其实在英国的几年里，她对人生、对世态甚至对自身的看法改变很多，只有一个没变，就是仍然充满很强的创作欲望。那时她处于积累阶段，甚至有留学归来后的厚积薄发、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她的很多小说都是以英国为背景的，比如《喜宝》《人淡如菊》《家明与玫瑰》等，好像连《流金岁月》里的南孙都抽空跑了趟英国。

　　亦舒回港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富丽华酒店的公关，之后，她转任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官7年，也曾经当过电视台编剧。那时，亦舒在经历过两段不成功的婚姻以后，仍是单身。她每天天微明即起，伏案写两三千字，一边写小说，一边写杂文。

　　亦舒“总是记得那一盏孤灯”，而金庸的《明报》，仍将她作为主要撰稿人。

　　金庸在《明报》上辟一块豆腐干大小的地方，让她“孵豆芽”——每篇数百字，而在数百字内说出要义来谈何容易。有一次，她说：“专栏女作家在报刊的一角找到自我，什么琐碎的事都拿出来絮叨一番。”不知是否自嘲，因她自己何尝幸免于此。久之，她竟“孵”出了两本《豆芽集》来。

　　这时候，金庸写完《鹿鼎记》，已宣布封笔，并开始修订他的全部武侠小说作品。有一回，亦舒问金庸：“你写小说是先想好人物性格，还是先有故事？”金庸答：“我的小说是随写随登的，事先往往只有一个大纲。”“大纲是长是短？”亦舒问。“只有一张纸。”金庸答。金庸还对她说，文章越简单易懂越好。亦舒果然如此，她的语言看似简洁平淡，却直击人情世事，鞭辟入里。

　　金庸告诉她：“写文章是讲故事给人家听，所以故事要编得好，让人家想不到结果，喜欢听下去。”亦舒琢磨着这句话，仔细阅读金庸的小说，发现他的作品中貌似不经意的小线索，往往贯穿始终，又似引线，早早预示了故事的结局。于是，亦舒的一些文章，也是看了标题，就知道故事会怎样发展，但又篇篇平中出奇，让人感叹——嚯，原来是这样子啊！大约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

　　多少个清晨，不论寒暑，亦舒黎明即起，伏案苦写。金庸看重她，还因为她从不拖稿，也不“临时抱佛脚”。亦舒的小说连载，往往能一气呵成，尽量不给人以断裂感，这在香港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金庸对白岩松谈起过亦舒的文字：“我善于讲故事，这是天赋，好像不是学得来的，倪匡、亦舒也都是编故事的天才。倪匡的想象力，似高于亦舒；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不得不让乃妹一头。”

　　亦舒走红的时候琼瑶也在继续走红，于是人家说“香港有亦舒，台湾有琼瑶”。如果说琼瑶的小说是写给青春萌动的小女孩看的，那么亦舒的小说则是写给经历过感情挫折的大女孩看的，也有一群有职业、有家庭的主妇迷恋亦舒的小说。

　　亦舒有一篇短文，记下她“喜欢与乐意见到的人”，评价金庸的理智与能力，还有他的科学幻想小说。此文结尾极为简约，只有4个字：“金庸，偶像。”倪匡与金庸平辈论交，而他的妹妹亦舒却视金庸在父兄之间。

　　亦舒在小说、散文中谈到金庸的地方很多，言语间很不把金庸当外人，也尊崇，也调侃。“我最爱听金庸讲他当年写《雪山飞狐》每月稿费700港元的故事。”亦舒说。

　　倪匡说：“一直知道亦舒的小说写得好，也看过她的小说，可是说起来奇怪，真正集中力量，把她的小说认认真真一口气看完却还是最近的事。记得那天晚上，一口气看完《玫瑰的故事》，已是凌晨，坐在地上，半晌作不得声。同样的情形只有当年看完金庸的《雪山飞狐》之后才有过，这是第二次。”

　　亦舒那迷倒不少读者的《玫瑰的故事》里也有金庸的位置。1981年出版的《玫瑰的故事》，讲述玫瑰由少女至28岁的故事，这个年龄段正是亦舒在明报社工作并受教于金庸的时候。

　　除《射雕英雄传》外，亦舒也熟读金庸的其他小说，比如《天龙八部》。她的小说《刹那芳华》的题目，就出自《天龙八部》第35回的标题“红颜彈指老，刹那芳华”。《风信子》与《天龙八部》存在种种微妙的对应。宋家明对应慕容复，宋老夫人对应慕容博，宋榭珊对应王语嫣，宋总管的4个儿子正对应慕容家族的四大家臣。

　　亦舒早期的作品集《风信子》《喜宝》等，由金庸主持的明窗出版社出版。金庸能够想到，善编故事的亦舒总有一日会将“我的前半生”写进她的小说里。

　　三

　　金庸和亦舒的小说带着几分神秘，悄悄地流传，成为内地读者最早看到的香港小说。

　　1980年10月，广州的《武林》杂志率先刊登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从此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内地书市上，读者之多、阅读热情之高，前所未闻。紧跟金庸而来的是亦舒的言情小说。亦舒善于把笔触伸进上层知识女性的爱情、婚姻、生活，写她们对婚姻的追求，爱情的失落、痛苦与挣扎。亦舒的小说虽然读起来苦涩，但由于内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20多年间很少有缠绵悱恻的言情小说可看，读者正渴望着感情的滋润，因此也很畅销。

　　亦舒曾在一篇散文里说，假如金庸晚10年封笔，她这辈子就不用结婚了——有金庸的书做伴即可。金庸的作品，她是一本本地买，重复地买，大概已买了10次《鹿鼎记》。《书剑恩仇录》虽然并非金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可是浪漫缠绵的细节特别多，让喜读爱情小说的她潸然泪下。对金庸的作品，亦舒的评价甚高，认为它们甚有传世的可能：“一本书卖了35年还是一直畅销，一纸风行，已经踏上传世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