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怪才”刘宪龙：诗意世界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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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里有这么一个“怪人”，他是小有名气的摄影师，却对地下室生活情有独钟。他把废弃在草地上的瓶瓶罐罐视为花，把喧嚣的马路噪音当成乐团，把骑自行车的人视为飞翔的海燕，路上的行人则都是舞者；他用独特的方式观察这个世界。在他眼里，一切都是那么有诗意和情趣……

　　以相机为画笔、大地为画布、脚为画尺

　　出生在辽宁海滨城市丹东的刘宪龙从小酷爱油画，1984年，刘宪龙得到了一个到鲁迅美术学院进修两年的机会。在美院上学期间，刘宪龙背起画架、方便面、照相机、三脚架“四处流浪”，只要是“有感觉”的地方，他就把“行头”就地摆好，开始作画。无论是鲜花遍野的山坡，还是满是污物的水沟，在刘宪龙的眼里，都是“素材”，而刘宪龙最爱的，还是东北农村那种淳朴的乡村气息。

　　“那几年的春节，一过了12点，我们连饺子都顾不上吃，就得收拾东西赶去黑龙江农村。”刘宪龙回忆道：“二月的黑龙江贼冷贼冷的，我们几个就坐在村口，观察村民放鞭炮、串亲戚，冷风嗖嗖地直往脖子里灌。”

　　后来，刘宪龙的兴趣由绘画转向了摄影，以他的话说，就是“用相机来绘画”，相机能帮他在一瞬间抓到那幅一闪而过的风景画。

　　那个时候，刘宪龙有个主旋律式的宏伟蓝图：把北京当做起点，以相机为画笔，以祖国大地为画布，全国各地走上一遍，边走边拍，不拍山不拍水，专拍平凡勤劳的人民。行走就是写字绘画的过程，刘宪龙说这叫行为艺术。目前为止，刘宪龙已经用双脚走过了全国20多个省，在行走的过程中，他带上方便面和馒头，累了就坐在地上歇一歇。“那时候要是一天能吃一顿面条，就真的能高兴坏了。”回忆到这里，刘宪龙憨憨地笑了。刘宪龙走到了陕北，在陕北建立了一个奥运村，并搞了一些原生态的运动：用玉米棒来接力；以窑洞当球门举办足球比赛；在雪地里举办足球比赛……

　　奥运会期间，刘宪龙获得北京荣誉市民称号。他的创意是：把奥林匹克社区和农村结合，创造一个奥运列车，始发站是北京的奥林匹克社区，终点站是山西的奥运村。这体现了城市和农村结合的理念。

　　地下室：另类“六星级酒店”

　　初来乍到的刘宪龙，先是惊叹于北京城繁华的城市夜景和高楼大厦，但在摸了摸自己的钱包后，不禁犯了难：如果租住楼房，自己挣的钱不够交房租不说，没准还得增加家里的负担。权衡之下，刘宪龙选择了地下室暂时做栖身之所。刘宪龙特别记得刚搬进地下室时的感觉：当时的那个地下室非常小，而且没有窗户，住在里面让人感觉特别憋闷。刘宪龙灵机一动，在墙上画了一个窗子，还画上了可欣赏的“窗景”。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暂住”，使他彻底爱上了地下室的生活环境。

　　没过多久，上天便给“勤劳勇敢”的刘宪龙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他被聘为电视剧《水浒》的摄影；紧接着刘宪龙的业务就接踵而至了：给几个明星拍了写真，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李丹阳、张涵予、吕良伟等；接拍了不计其数的广告片。可以说，按照刘宪龙此时的名气与实力，完全有能力搬进洋房别墅或者国际公寓，而刘宪龙依然以地下室为“家”。

　　“别人可能都觉得地下室阴暗潮湿，但我觉得我家比五星级酒店还要棒。你看，地下室非常环保，冬暖夏凉，冬天用不着暖气，夏天用不着空调，又省电又环保，啥叫低碳生活，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低碳生活。而且最主要的是，地下室的原生态环境的创作灵感是别的地方比不了的。”刘宪龙只要一提起他的“家”，就赞不绝口。

　　一次，上海某出版社来找他拍摄照片，看到他的“家”后，非常诧异，都觉得刘宪龙是在跟他们开玩笑。刘宪龙解释道：“我住的地方是六星级宾馆，卫生间多，东南西北全有。办公室多，奥林匹克公园办公室、小区附近的所有公共场所都是我的办公室。我的灯光是自然光，空气新鲜，累了就看看过往的行人。对了，我还有个乐团。”刘宪龙指着二环路方向的车流调侃道：“有他们给我伴奏，我办公的时候不孤独。”

　　不光朋友们诧异于刘宪龙的“家”，就连多年的街坊们，提起刘宪龙，也不免指指自己的脑袋—“他这儿有问题”。对于这些“偏见”，刘宪龙根本就不在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与人无害的，都应该得到理解。”

　　我是人，我就干实事！

　　我问刘宪龙有没有做过什么好人好事，刘宪龙笑了：“啥叫好事？”

　　在北京居住期间，刘宪龙一直照顾着一位80多岁高龄的孤寡老人。这个老人以前是一名美术教师，膝下无儿无女。由于长期独自生活，老人对于生活充满了悲观的情绪。“我家里也有老人，既然不能在家尽孝，就尽自己的能力帮一些身边的老人吧。”听邻居们讲，老人去医院看病、去公园散步，基本上都是刘宪龙陪同。

　　说起当年的汶川地震，刘宪龙摆摆手说，不要提了，现在想想还是悲痛欲绝。“我和几个朋友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个老大爷，他的老家在北川。他一听说家乡受灾的消息就赶紧赶了回来。我们一询问起当地的状况，老大爷就一直哭一直哭，我们这才真正感受到了整座车厢的悲恸气氛。我们先是把老大爷安全地送回了北川，又倒了几次车才到达汶川。”说到这里，刘宪龙掩面而泣。“到了灾区现场后，我们都傻了，这里简直就是一片废墟，呼叫声、号子声、哭喊声，乱成一片。那时候我就知道要挖土、搬石头、抢救伤员，总之就是要多救人，马不停蹄地救人！你如果没有看过乡亲们的眼睛，你不会体会到那种使命感，地下压着的都是他们的亲人啊！”说到这里，刘宪龙有些抑制不住地语无伦次。“那是个晚上，我被救援队的人叫醒，去拍一些照片。到了现场后我呆住了，一辆栽进了山涧里的救护车，救援队员连带伤员全都牺牲了。没亲临现场，真体会不到什么叫悲痛欲绝。那时候下着雨，我的手已经拿不稳照相机，只知道眼泪混着雨水不住地往下流。”

　　之后，刘宪龙给我们看了几条灾区同胞给他发来的短信。短信的内容全都是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还有人说自己家里盖了新房，给刘宪龙留了一间。

　　对于美的追求：近乎顽固

　　刘宪龙自己也承认他是个特别固执的人。给人帮忙不喜欢收钱，如果谁要是硬塞给他钱或者东西，刘宪龙就会“很不讲情面”。在剧组拍摄的日子里，一般闲暇的时候刘宪龙都会给一些“群众角色”拍剧照，“群众角色多不容易，在剧组里一待就要待上一整天，可能都争取不到一个“露脸”的角色。但是如果他们能留一两张剧照的话，那该多开心。”

　　刘宪龙给人摄影从来是不先讲价钱的，“我就是无条件地信任别人”刘宪龙把这句话时常挂在嘴边上。久而久之，刘宪龙也就难免没有受骗的经历。有一次，他的一个合伙人来了一次“卷包会”，把本来该给手底下员工发的工资全部都“卷走”了。刘宪龙没有再继续追究合伙人的法律责任，而是东拼西凑借来钱，把工人的工资发了。“我那个时候只想到，总不能让人家一分钱都拿不到就回家过年吧！”

　　刘宪龙不喜欢去影响别人的生活，他欣赏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欣赏每一个角落，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发现“美”。卫生差的地方，以矿泉水瓶、垃圾当作花，别人觉得是废弃的东西，自己觉得是“美”，但要把“美”以正确的方式引向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