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想象，这个时代的重要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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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的电视荧屏上，民宿类“慢综艺”节目扎堆。《亲爱的客栈》《青春旅社》《漂亮的房子》以及《三个院子》等“慢综艺”的走红，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与竞技类“快综艺”不同的味道，还在于其贯彻的一种“慢生活”和“远方想象”，击中了现代人的内心。

　　这些“慢综艺”节目在拍摄地选择上可是特别讲究的。“慢综艺”不约而同地构筑了一种远方想象：远离现代都市的城市森林和车水马龙，到某个安静美好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亲近，与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在地谈天说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这样的远方想象，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症候。无论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要去云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还是营销号屡试不爽的“逃离北上广”活动，都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反响，它们共同昭示的是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对远方的一种渴望。关于远方的想象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远方真的有关于生活的所有真谛吗？

　　谁的远方

　　首先，谁在说远方？

　　每天凌晨就得起来扫大街的清洁工阿姨，每天在建筑工地上辛苦劳作的农民工，或者在工厂流水线上忙碌的年轻人，他们不会总嚷嚷什么远方。已实现财务自由的阶层，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想要的远方早就触手可及，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因此，在说远方的，往往是夹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人，你可以称他们为小资、中产阶层，或者统一称之为都市白领。都市白领既是远方的践行者，也是远方的忠实信徒。

　　与远方相对应的，是眼下生活的苟且。对于远方的向往，首先意味着对当下生活的不满和逃离。这与都市白领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有关。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消费体系，都在不断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理念：他们是社会的中间（也是中坚）阶层，只要勤勤恳恳工作，就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奔走在大都市的钢筋水泥森林，疲于应付职场中的快节奏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庸庸碌碌、浑浑噩噩，不过是另一种“流水线”上的“高级劳动力”。固然大城市机会多，但竞争也尤为激烈，阶层流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加之买不起的房子、还不完的贷款和账单、令人心烦意乱的堵车，不少都市人感觉到的只有累。

　　他们想挣脱现实臃肿的肉身，到远方寻求美与自由。“飞机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呈现的力量能激励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奋力攀升，摆脱现实中赫然迫近的人生困厄……飞机下面是我们的恐惧和悲伤之所，而现在，他们都在地面上，微不足道，也无足轻重。”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里准确描述了这种“逃离”的心理。远方不仅仅是一个旅行目的地那么简单，它还被构建成一种可以逃离现实，实现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庇护所。

　　现实秩序外的片刻想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也有一群年轻人发起了类似走向远方的运动。他们是著名的“垮掉的一代”。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美国青年几次横穿美国大陆，最终到了墨西哥。一路上他们狂喝滥饮，高谈东方禅宗，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他们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最后作鸟兽散。他们过着一种脱离了惯常轨道的生活，放荡、四处流浪。在“垮掉的一代”这里，远方不是某种疲倦后的想象，它是时时刻刻地“在路上”；远方既是自我放逐，更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

　　当下中国社会的远方想象，并没有从“在路上”中获取精神资源。恰恰相反，我们的远方是剔除了种种反叛、残酷的东西的。舆论中常常提到的远方目的地，有大理、西塘、乌镇、厦门、拉萨……还有某些欧洲国家，这些目的地是氤氲在某种理想、自由与文艺气息当中的。都市白领青睐的是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描述的远方：“旅途上总会遇到一些意料不到的事。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狡黠的流盼在女性的睫毛下一闪，什么时候远方会露出陌生城市的塔尖、天际会出现重载船舶的桅杆，或当你看到狂吼在山峰上的大雷雨时，会有什么样的诗句在脑海中涌现，以及谁的歌喉会像旅人的铜铃般，对你述说含苞待放的爱情小调。”

　　换言之，都市白领渴望的远方，是一种柔化的远方，一种充满美、意境和格调的远方。这样的远方，既与残酷和贫穷无关，也与真正的反叛无关，远方不过是他们在现实秩序外的片刻想象。他们不会在远方扎根生活，过过眼瘾、拍拍照片后，他们还是规规矩矩、行色匆匆的上班族。

　　柔化的远方想象如何形成？这首先是都市白领不自觉地进行的“文化区隔”。布尔迪厄在《区隔》中指出，一个阶层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资本确定自己的身份，并将自己与其他阶层区隔开来。文化区隔是中产阶层的惯用手法，他们通过品位、中产趣味来明确自己的阶层边界。大理、西塘、乌镇、凤凰等地成为都市白领的“根据地”，因为这些目的地都带有某种小资与中产式的格调和气息。

　　其次，远方早就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都市白领成了后工业时代文化旅游观光产业的主力军，消费主义捕捉到了都市白领的需求。它们先是充分迎合，接着通过对旅游目的地的包装和改造，以及狂轰滥炸式的广告宣传，对都市白领进行引导和培训。时下不少旅游景点打出的宣传口号都是“小清新”“寻找心灵自由”“精神洗礼”之类，旅游被包装成一种融合心灵寻觅、健身、休闲、时尚等诸多元素的高级运动。虽然目的地大多千篇一律，“从一个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一样，散落在全国各地，那里一定有台湾奶茶铺，有火柴天堂，有烤鱿鱼和炸臭豆腐，有廉价工艺品，有时光邮局，有青年旅社，也一定有酒吧”。

　　远方没有一劳永逸

　　面对现实的困厄，远方或许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救赎，并不是出去转一圈回来，就能改变世界了。首先，远方多半只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的远方其实就是当地人“眼前的苟且”。比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中有不少关于尼泊尔、不丹等“幸福”国家的报道。但事实是，尼泊尔、不丹都属于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列，贫穷、匮乏在那里都是常态，基础设施落后，平均寿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我们只不过是和我们不太了解的事物互为远方，远方的“滤镜”屏蔽了当地人的困苦。

　　其次，如果我们无法勘破现实，那么远方里也没有关于现实的答案。费尔南多·佩索阿在《惶然录》中这样写道：“通向N市的任何一条道路，都会把你引向世界的终点。但是，一旦你把世界看了个透，世界的终点就与你出发时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我們所看到的，而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想通，那么走遍全世界你依旧无法想通，甚至走向远方反倒成了对现实的逃避。

　　很多人就成了英国作家安妮塔·布鲁克纳笔下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好像总是游荡在废墟间，或者是瀑布旁，或者是山里；他们总是在思考永恒，或者在发疯；而且众所周知，他们都认为满怀希望地旅行比抵达终点更好。在无法忍受的境况中无休止地说理，却依旧被这样的境况所限”。或者是毛姆笔下的“心智平庸者”，“他心智平庸，却孜孜追求高尚娴雅，因而从他眼睛里望出去，所有的事物都蒙上了一层感伤的金色雾纱”。于是，出去玩一趟回来，发现一切如旧，什么也没有改变。

　　说到底，想象远方并没有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也没有错。只是很多人犯了两个错误。一方面，他们将眼前的苟且与诗和远方截然分割、对立起来了，可实际上，眼前既有苟且，也有诗和远方，工作再忙碌，总可以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另一方面，他们将诗和远方具象化了，诗就只是诗歌，远方就必然是某个度假村或旅游胜地。可实际上，“诗和远方”更近于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它还可以指涉一种心灵空间、生活想象和生活方式。远方，可以是心灵的远方，即便囿于鸡零狗碎，也不放弃对自由和美的热爱和想象；远方，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再快，也应该给自己放空的时间，慢下来、静下来，想想初心再出发。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心有远方，热爱当下，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