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和高更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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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在东京都美术馆看了画展，画展的主题是“凡·高和高更——想象与现实”。画展以凡·高和高更在“黄房子”里共同居住的62天为线索，描述两位画家的人生。

　　《黄房子》（凡·高绘）

　　“黄房子”在法国的阿尔勒小镇上。1888年，凡·高搬到这幢破败便宜的公寓。公寓设计得很不合理，空间局促，空气不对流，夏天闷热难忍，冬天寒冷难耐。凡·高却宣布他找到了天堂，他说从屋子里可以俯瞰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实际上公园里尘土飞扬，公园中影影绰绰的人往往来自对面的妓院区。他喜欢房子下面通宵营业的咖啡馆，宣称看到了“地道的左拉小说里的场面”——咖啡馆里全是落魄的流浪汉和伤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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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黄房子里，凡·高萌生出一个热情而浪漫的幻想：他要把这里变成艺术家的乌托邦，一个“老马”们的乌托邦。凡·高把不成功的艺术家比作老马——老马拉着客人们去享受春天，自己却什么也没有。凡·高年轻时画过老马的素描——一匹在煤气厂累死累活的白色老马。他在它凸起的骨头和垂下的头中看到了自己。

　　凡·高设想出一种生活：把落寞的艺术家集中在黄房子里创作，让他的弟弟提奥来做他们的艺术经纪人。从此“老马”生活在阳光下的草地上和河边，有同伴，行动自由，爱情自由。

　　这个设想让凡·高激动，不仅因为他为这个理想图景而着迷，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可以解除自己身上的道德压力。凡·高一直靠弟弟提奥提供的资助来生活，而黄房子的模式能够把他对弟弟寄生虫一样的依赖，变成挣扎的艺术家共有的道德权利。

　　凡·高理想的同居伙伴叫保罗·高更。

　　两个人都在印象派的边缘游走。凡·高对于高更的情感复杂，夹杂着崇拜与嫉妒。最重要的是，他想象有了高更这个同居者，他深刻的孤独会得到缓解。

　　春天，凡·高给高更寄出第一封邀请函。信里开出颇为诱人的条件：阿尔勒阳光明媚，女人漂亮；提奥每个月会寄给我们250法郎的生活费；我们每两周可以去一趟妓院……

　　高更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人对他的认知来自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小说主角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就是高更：他曾是一个股票经纪人，爱上了艺术，离开熟悉的生活去追寻艺术的真实。他流落街头，成为码头工人，又把自己流放到太平洋的小岛上，疾病缠身，寂寞死去。

　　这本小说让很多文艺青年动容。毛姆把人分成“人们”和“他”——当人们在捡散落满地的六便士时，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为了眼前的月光，艺术家可以承受孤独、寂寞、贫穷、失败，赤脚走过生活的刀锋。

　　高更的妻子看了这本小说，说小说主人公和自己的丈夫毫无相似之处。真实的高更，即使符合毛姆所描述的一切经历，也不是毛姆描述的那个人。

　　高更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艺术家，他的画卖得不错，性格也不孤僻，很有人格魅力，在艺术圈子里不乏追随者。其中一个追随者是个叫拉瓦尔的年轻画家，家境富裕，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对高更所描述的热带异域风情充满了憧憬，于是和高更一起坐船去加勒比海。

　　高更和拉瓦尔停留在巴拿马的科隆，这里人多拥挤，环境恶劣，拉瓦尔很快得了黄热病，每日在床上呻吟，高更却对他的痛苦冷漠以待。高更的冷漠不是仅仅针对拉瓦尔的，当高更自己的孩子从三楼摔下来时，他在给凡·高的信里却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件事，而且主要是抱怨医治的费用太高。很快，高更也生病了，当他终于筹到回法国的旅费时，拉瓦尔的病依然很严重，高更却撇下他，自己回到了文明世界。

　　另一边，不知道凡·高对于高更深入骨髓的冷酷有没有预感，他像是等待新郎的新娘一样兴奋。他花了很多钱添置家居，装修了画室，把条件好的大房间留给高更，把厨房留给自己。为了让即将到来的高更印象深刻，他拼命作画。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焦虑的催促，凡·高不断寄去旅费，高更终于敲响了黄房子的门。门打开之后，惊讶是双向的。凡·高想象高更是憔悴虚弱的，他没有想到高更竟然如此健壮；而高更则被自己客房挂的那幅作为礼物的《向日葵》震惊了。那是一幅完全由黄色构成的画——黄色的背景中，黄色的桌面上放着黄色的花瓶，里面是黄色的花。当其他画家谨慎温柔地在画布上涂抹颜料时，凡·高却用颜色“强奸”画布。别人批评他的画色彩过于明亮，他就画得再亮一些；提奥抱怨他画得太快，他就画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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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高最喜欢用的颜色是黄色，高更最喜欢用的颜色是红色——这仅仅是两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差别。高更不相信肉眼看到的世界，他認为作画靠的是灵魂而不是双眼，要画一个被内化了的世界。他后来在塔希提岛上画那幅著名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何许人？我们往何处去？》，画婴儿、老人、青年，在蛮荒狂野的背景中展示形色各异的肉体。那幅画就没有用任何模特。而凡·高则坚持自己什么也不想象，只是观看和感受。

　　即便眼前是同样的风景，两个人画出来的也截然不同。都是画阿尔勒的葡萄丰收季，凡·高的画充满丰沛的能量，色彩斑斓，画中劳作的妇女沐浴在热力四射的阳光下，如同享受烈火灼烧；而高更画的主角却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妇女，手被葡萄染红，青黄色的脸上布满阴郁，似是不满眼前及未来。

　　亲密关系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权力关系。朝夕相处、分享情感的两个人势必会分出精神上的强弱。当权力关系逐渐变得清晰时，强者无论做什么，都成了对弱者无声的鞭挞和欺凌。

　　高更无疑是两个人关系里的强者。他的画很快就被凡·高的弟弟提奥卖出了好价钱。有生以来第一次，凡·高要求弟弟放弃出售自己的画作。这样，他就可以宣布自己的画是被藏了起来，而不是无人问津。

　　高更的才华让凡·高嫉妒又惊讶。凡·高并不是一个纵欲糜烂的艺术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纪律严明的苦行僧式的画家，除了每两周去一次妓院，他认为艺术家应该把所有的元气都投到创作上。当高更在女人群里游刃有余时，凡·高感到很惊讶：“他在创造孩子的时候，竟然还能创造作品。”

　　高更利用自己的性格魅力，很快就找到了模特——咖啡馆的老板娘。凡·高在高更作画时蹭他的模特，迅速画了一幅肖像。高更画的咖啡馆老板娘颇有风情，托腮媚笑，那笑是几十年的职业病落下的收不回的讨好，她微微斜着眼睛，身后是醉倒的客人。看画的人和醉倒的客人一样，都觉得在这个老板娘身上可以发展出种种微妙的可能性。而凡·高画的老板娘就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中产妇女，面前甚至放着两本书——像是凡·高为她凭空想象出的尊严。

　　《凡·高的椅子》（高更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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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更否定凡·高的作画方法，要凡·高像他一样凭借记忆和想象作画。高更甚至不屑用凡·高研磨的颜料。

　　凡·高作为两个人中的弱者，亦步亦趋地听从着高更对他的建议，暂时放弃他看到的旋涡般炫目的星空和烂漫得让人心惊的麦田，而求助于妄想和幻觉。他表现得谦逊而谄媚。

　　我在这次“凡·高和高更”的画展中看到的最让我动容的画，是凡·高画的《高更的椅子》。

　　那是凡·高为高更这位贵客添置的漂亮椅子，在绿色的墙壁与昏黄的煤油灯映衬下显得典雅。椅子上放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和几本小说。

　　这幅画缠绵如情书，因为凡·高想画的当然不只是椅子，他想画的是高更，可他没有勇气以高更为他的模特。凡·高自己承认：“我想画的是那个空空的位置，那个缺席的人。”

　　因为高更已经逃离了。

　　虽然任何关系都有强弱之分，但更受折磨、更痛苦的却不一定是弱者。弱者示弱，不断暴露和展示自己的弱点，你无法指责他。弱者姿态低无可低，强者却被逼得退无可退。

　　如何想象和凡·高同居的生活？非常简单。坐下，打开一瓶苦艾酒，然后大声地一封封念凡·高的信——你没办法放低音量，没办法要求他中断，只能倾听他不够连贯的哀求与呓语。

　　高更后来回忆，他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凡·高站在自己面前瞪着自己，被他大声呵斥之后才回去睡觉。

　　高更在圣诞节前夕离开了。几乎是同时，凡·高得知弟弟提奥订婚了。他过去总能从一次次崩溃中恢复，但这次他没有。他割下了自己的耳朵，想把耳朵交给高更最喜欢的妓女，但是妓院的守卫拦住了他。凡·高交给守卫一个包裹，嘱咐他捎个口信：“别忘了我。”

　　并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凡·高割完耳朵，高更逃之夭夭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彻底结束了。在从医院出来后的很长时间之内，凡·高都在为想象中高更的赞誉而画，他努力回忆这个前室友曾经留下的含混的赞美，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绘画的指导。

　　一年半以后，凡·高去世。十几年之后，高更去世。几十年之后，黄房子毁于“二战”。

　　凡·高和高更同居生活的故事让我惊恐，我完全能理解凡·高——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像贪得无厌的血蛭一样寻求赞同、爱和理解。

　　凡·高生长于一个宗教家庭，一个靠德行而非情感维系的世界。史蒂文·奈菲和格雷高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凡·高傳》中这样描述凡·高家孩子所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积极总会被消极中和的世界，这是一个赞美总被期许冲淡、鼓励总被预兆折损、热忱总被谨慎浇灭的世界。离开牧师公馆这座孤岛后，没有哪个孩子能摆脱极端情绪。对此，他们麻木、迟钝、毫无经验，只能手足无措，眼睁睁地任由失控的情绪毁掉自己。”

　　或许对高更和凡·高来说，有才华的人应跌跌撞撞地独行，可以相望，但不必同行。遥遥相望，反倒生出许多带着暖意的回忆来。

　　高更后来在塔西提岛上画的画里，出现一匹白马，垂头丧气，隐身于蓝色的阴影中，就像凡·高所自比的“老马”。

　　在这次展览的最后，展出了高更在凡·高离世十几年后画的《凡·高的椅子》，椅子上放满绚烂绽放的向日葵。

　　这个无情的同居的故事，因为迟来的理解与怀念，竟有了一个温情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