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父母到了望九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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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互助

　　我的父母都是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的退休教师。父亲生于1930年，母亲比他年长1岁。我是父母的长女，1951年生人；底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分别生于1954年和1968年。

　　2001年，父母来北京，与在企业就职的弟弟生活在一起。平日里只要我在京，每个周末都去接父母逛公园，时不时一起去听京剧或看展览。那时，父亲腿部的静脉曲张致使皮肤变色，每隔十天半月，我都陪他去小庄医院看大夫。2006年，弟媳带着女儿自西安来京与弟弟团聚。母亲初显抑郁和健忘症状，不能适应家庭环境变化，数次哭求父亲搬离。正巧我居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楼有位熟人迁往他处，我赶紧筹足资金将那套旧房买下。简单装修后，我带队去青海藏区调研，便求助昔日同窗安排父母住进烟台一家老年公寓。

　　两个月后，老两口儿带着阳光海风留下的健康肤色回京入住新家，与我开启了“一碗热汤距离”的互助式生活。同年，母亲确诊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父亲的腿疾也未见好转。住地附近的二、三级医院皆在两公里之内，父母几乎每周二都步行去看大夫。周六或周日，我陪父母先去公园健走，再到弟弟家聚餐。一时间，家人团聚，其乐融融。

　　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父母尚属中龄老人，我则渐入低龄老人阶段。双方体力和精力尚好，各自生活独立又互相帮助，可谓上佳的合作状态。

　　失去平衡

　　仔细回想，父母在80岁左右的时候，身体机能开始明显下降。为此，他们减少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2012年冬，北京雾霾污染加剧。这对肺部纤维化的母亲和罹患慢性支气管炎的父亲，实属不利。他们有位中学时代的好友姓张，从鞍山移居海口多年，对当地自然环境赞不绝口。2013年春，我与张阿姨取得联系。在她全家的帮助下，我们为父母安排了妥当的住处。鉴于父母不喜接受外人照料，自当年秋末，我们姐妹俩便轮流陪伴他们在海口过冬，弟弟则在春节期间前往探望。那一年，父母的幸福感明显提高。到2014年春，父母还不愿回京。

　　2015年冬再赴海口，父母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发生突发性下滑。第一，失去同龄交往对象。住在100米之外的张阿姨去世，父亲给他们共同的好友打电话报丧，不想对方也已过世一个多月。第二，身体机能江河日下。父亲的静脉曲张引发小腿溃疡、足部肿胀，施用各种方法不见好转。第三，智力愈加退化。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又添狂躁表现，时不时哭闹一场。

　　2016年3月12日，妹妹陪父母搭乘飞机回京，二老下不了舷梯。乘务员调用了升降机和轮椅，才把老两口儿运出机场。这一趟旅程不仅使妹妹精疲力竭，也坚定了我另寻照料途径的决心。

　　相机抉择

　　3月伊始，我就连篇累牍地向父亲发送关于机构养老的资料和劝说信。他要么不回答，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此时我们住的宿舍楼大修，院里堆满建筑材料，楼道里施工队来来往往，小区外的街道两旁乃至人行道上停满了汽车。不少住户为了躲避施工噪音和种种不便，想方设法寻找临时住所。考虑到父亲的老友高伯伯住在西安一家老年福利中心，我就建议他回京看过大夫后，与母亲一起去高伯伯那里住上几个月。父亲立即抵制，根本不听任何解释，只是高声大喊：“先治腿！”见他自机场归来步履蹒跚、双手颤抖，我不得不改变计划，我向父亲说明自己的判断：他和母亲均不宜再次旅行，只能入住北京及周边的养护机构。父亲同意，视腿疾的治疗方案而定。

　　3月15日上午10点，是弟弟为父亲约定的就诊时间。我们姐弟仨带上母亲，陪同父亲去望京医院血管外科看大夫。医生根据彩超片子诊断，父亲的腿部未见栓塞，这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他还叮嘱，患者血液回流不畅，导致腿脚水肿和皮肤溃疡，消除症状的办法是：第一，服用消炎药和利尿剂；第二，涂抹红霉素软膏；第三，覆盖溃疡部位并穿上弹力袜或像士兵那样打绑腿；第四，每日活动腿部一小时，高抬腿休息；第五，绝对不可泡脚。父亲腿脚肿得厉害，弹力袜肯定穿不进去。妹妹和我对望一眼，仅打绑腿一项，我们俩就谁也干不了。

　　此前，我们姐弟仨就已分头考察过北京的养老机构。我提出的机构选择标准：一是具有可靠的医疗条件，能够提供基本的健康护理服务；二是入住者大多文化素质良好，有助于同龄老人交往；三是交通方便，有利于亲属探视；四是性价比较高，我们的家庭收入能够承受。此外，我们还不得不放弃需要排队入住的机构。3月19日，施工队将在我居住的宿舍楼更换厨房和卫生间的水管。若不能将父母安排妥当，他们在室内磕绊的风险无疑陡增。根据一位同事的建议，我和妹妹于3月16日驱车前往燕郊一家大型养护中心考察。

　　那里的自理区已满员，仅半自理区有房。一室一卫的标准间，面积36平方米，朝阳的大窗户使得室内明亮宜人。两张卧床均可遥控起降并设有护栏，天花板上嵌有滑轨，用于完全失能老人的挪移。电视、呼叫器、网线接口设置齐全，还有活动餐桌和饮水机。宽敞的卫生间内配有智能马桶。入住者的营养配餐均送入室内，洗头、洗脚、洗澡、洗外衣、洗被单和打扫房间也都由护理员做。每层楼附设一个24小时值班站，就医由护士引领，体检也无须家属操心，轮椅或病床可直接推入大约200米远的三甲医院。楼下院内设有门诊部、超市、阅览室、健身馆等服务场所，院内面积和平整的散步道远非一般居住小区可比。这家养护中心的费用，低于北京同等条件机构的费用。从我的住地驾车前往，无堵车情况下单程大约一小时。我和妹妹都觉得此地可心，当即为父母填写了入住信息表。3月18日，我们姐弟仨就把父母送入养护中心。

　　心灵风暴

　　安排父母入住燕郊的養护中心，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其中充满了多种因素的权衡和家庭社会伦理的冲突：

　　第一，母亲从来视去养老院为畏途，乍一听我和妹妹的建议就大哭起来：“我生了你们，为你们做这做那，你们却不要我了！”还是父亲一番劝说，才阻止了母亲继续把我们推向道德泥坑。

　　第二，父亲对养老机构的心理价位底线，就是他和母亲每月各4000元的退休金。就医疗照料经费而言，他们俩每人每月领取60元门诊费，只有大病住院，才可报销部分费用。因此，父亲频频强调量入为出，不愿购买专业照料服务。3月17日，我陪父亲去银行查看他们的账户：活期存款大致足以缴纳养护中心的押金，固定存款共计40多万元。我便劝他：“如果养护中心不涨价，你们俩每年除了养老金，大约需补10万元。4年后您和妈都过了90岁，我们姐弟仨分摊资金缺口，我担大头，可以吗？”父亲苦笑：“那时我的生命也该走到尽头了！”

　　第三，脱离家庭带来的孤独感。入住养护中心那天，父母在弟弟跟前哭了一场。我到家就给父亲发短信，请求他和母亲观察邻居的生活状态，安心享受专业照料服务。对此，课题组有位同事评论：“总有割舍不了的感情，人生自古伤别离。”父亲也短信回复：“慢慢适应吧。我哭是因为你们要走了，心里感到一阵凄凉。”

　　次日上午，父亲即发来微信：“这里服务相当好，昨天、今天已换药两次，很专业。”7天观察期结束，一个好友陪我去养护中心签约。我们一出电梯，就见几个老人坐在值班台前的沙发上聊天。从居室名签上得知，这一楼层年龄最小的78岁，最年长的95岁。与父母聊天时，恰逢医疗团队查房和大夫率领护士给父亲换药。大夫打的绑腿自然紧实，老父的伤口不再淌水。父亲介绍，他们俩只要走出这座大楼，就有护理员跟随。出门前登记，外出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他和母亲对这里的食宿和服务非常满意。

　　护理部给我看了父母的医学观察记录和3月23日的体检结果，以及据此所做的健康评估报告。父亲因腿疾、脑内多发梗死灶、心脏一度房室传导阻滞及右束支阻滞，评级为半自理。母亲则由于双侧侧脑室周围和基底节区多发梗死、老年性脑改变和心房颤动，评级为全护理。这样，母亲的住宿和护理价格定为每月6800元，父亲的费用定为每月4000元。养护中心给予我们5%的价格优惠。每月应缴费用为10260元，每年为123120元。父亲的医疗押金为3万元，母亲的提高到5万元。餐费另计，每人每月1200元，需办卡充值。食宿和护理的总费用为每年151920元，平均每人每月6330元。总费用虽不低，但于我而言性价比足够高。

　　3月27日，我的姨表妹和她丈夫一起去养护中心探视。父亲发来微信，称“相谈甚欢”。表妹传送了几张照片，父母的学生从微信上看到他们俩开心的笑容，赞道：“夕阳里的灿爛，灿烂中的夕阳。”我的亲友同事翻看医生护士为老父换药打绑腿的照片后，同样竖起大拇指。至此，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