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套路”扼杀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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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20年前，我去北京，拜访女作家冯秋子，她拿出儿子的作文给我看。我非常惊奇地发现，那个淘气的小家伙居然写得那么好。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篇《我用树枝碰伤了蚂蚁》，他详细地描写，他是怎样发现蚂蚁，想把蚂蚁引到某个地方，因此特别精心地去挑选树枝，对于长短和含水量都有一些自以为是的要求，但是一个不小心，还是把蚂蚁碰伤了。

　　短短几百字，将当时的情景几乎是全须全尾地还原，我忍不住再三称赞。冯秋子也很高兴，叫来儿子，对他说：“这位阿姨是个作家，她也认为你写得好，别信你们老师的。”那孩子心不在焉地听着，忍耐了一小会儿，就甩脱妈妈拽着他的手，跑到别的房间里玩去了。

　　冯秋子跟我说，她也觉得儿子的作文写得不错，但老师并不这么认为，总是问，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呢？你要提炼一个什么样的中心思想呢？如此一来，孩子对于自己的作文也没有了信心，虽然她再三鼓励，但孩子总是更相信老师的话。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次从北京回来不久，我离开家乡，来到省城的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因此得以认识很多对写作有兴趣的人。在交谈中，我发现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着让我自叹弗如的语言天分。

　　他们叙述一件事时能够说得活灵活现，描述一个人时你都能在他们脸上看见那个人的脸。他们也不乏对于生活的各种真知灼见，有的还非常精妙，长句短句并用，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时我的职业病就会发作，撺掇他们说：“写吧，写下来吧，拿到我这里发表。”

　　过了一阵子，其中有些人还真的写出来，发到我的信箱里，对着屏幕，我却只剩下哭笑不得的份。

　　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篇文章，也不是当初他们神采飞扬地讲述时的样子，屏幕上的文字干瘪、苍白，同时又刻意堆砌，一堆堆的排比句，差点让我患上非典型性密集恐惧症。更要命的是，末尾往往还突然强硬地升华一下。

　　那些饱满鲜活的字句，就被这一堆堆让人无语的文字杀死了，成了像是在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

　　每次看到，总觉得遗憾，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亲戚家做客，他也很愉快地拿出孩子的作文给我看，我瞬间发现了症结所在。

　　在我看来，这个四年级的孩子是有写作天分的，比如他写自己生病时等待手术，笔下有这样的句子：“一会儿来一个护士，一会儿又来一个护士，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这个句子把他当时烦躁又无奈的心情表达得很充分，然而老师并没有给他在句子下面画线，只是在文末批了个淡淡的“阅”字。

　　亲戚打开手机上的QQ，给我看老师上传到班级群里的作文，看了几篇下来，我发现这些作文有些共同的特点，一是语言华丽，会使用很多的形容词和各种成语；二是思想最后总能得到升华，比如说梅花，最后必然要引向傲立寒霜；写小草，最后总要学习它的不屈不挠……

　　我忽然明白了当年的那个小朋友的老师，为什么说他写得不好，他的作文和老师心目中的“好”之间，就差一个套路。

　　我也明白了那些本来极具表达才能的朋友，为什么下笔时立即换了一种腔调。多年来处于这种训练下，已经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了，会觉得这样不像是在“写”，即便舌灿莲花，一下笔，就本能地换成了这样一套话语体系。

　　但是，也怪不得老师们，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并不致力于培养包括表达、思考在内的各种能力，万马奔腾、声浪滔天，全是奔着高考去的。寒窗十载，无数篇作文最后都是要呈到阅卷老师那里的，只有他们能决定“画眉深浅入时无”。

　　我还记得读书时，老师一再提醒，阅卷老师的时间非常有限，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内把他的目光抓住，就很难得到一个高分。想抓住阅卷老师的目光靠什么，套路？用套路，把所有毛躁、自我原生态的感受，变成精致整齐的标准化文字，让阅卷老师瞬间能找到进入途径。

　　一篇标准的塑料文字长啥样，积我若干年写作文上考场之经验，做到这几点就赢了。

　　一是苦大仇深、对比鲜明，别怕编故事。这些年，很多人都总结出来了，作文里出现缺爹没妈的事迹最容易得高分，这个爹妈要是当老师的，那就更好了，很容易引起阅卷老师的共鸣。至于是否真实，并不重要，反正替老师说话这件事政治上是正确的，要是有人较真，只要来一句：“我且问你，老师们到底辛不辛苦？”立即让对方哑口无言。

　　二是主题升华，像前面说的，寒梅的品格是傲霜，小草的特质是柔韧，父母一定慈祥善良，集各种中华美德于一身—尽管我平时在微博上或是微信里，能看到很多更为深刻也更为动人的和父母的碰撞，但你要是到考场上写这些必然死翘翘。

　　三是使劲放华丽辞藻，珠光宝气，琳琅满目，在阅卷老师一扫眼之际，先把他镇住。我还见过更加登峰造极的，凭着满篇一般人没见过的古文字，得了个满分。后来有记者去采访，那小同学倒也实在，说都是他考试前现背的，写作文的时候，想方设法全用上了，效果果然不错。

　　其实这也不是这位小同学的发明，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里有个情节，苏轼参加考试，在试卷上写：“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判官梅圣俞都没看过这个典，以为自己露了怯，后来见了苏轼，不免要请教典出何处。苏轼坦然地说：“我瞎编的。”

　　不知道梅圣俞当时作何反应，反正我当年看到这里时拍案叫絕，觉得真是个好办法。

　　但是人家苏轼那时候，同时进行的还有诗歌创作上的训练，现在的中学生，写作业都要写到凌晨，看课外书都是被禁止的。因为据说中考将加入四大名著内容，《红楼梦》之类倒是允许看的，但主要是为了应对考试。

　　在这样的流水线上，规整、模式化是必需的，“我手写我心”可以拿远点。

　　当然，也有天分过人者，能从这一套里脱身，成为出色的写作者，但是中学教育更重要的目的，并不是培养作家，而是提升所有孩子的表达能力。巨大的套路，成为很多人一生表达上的禁锢，这很荒谬，也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