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能解决“中产焦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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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对知识有着严重功利化的认知。历史上，老百姓向来尊敬读书人，甚至对读书的工具也连带尊敬起来，比如“敬惜字纸”说的是，写了字的纸不能随便丢弃，要隆重地烧掉。但究其原因，人们真正尊敬的并不是读书人，也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读书人做官的机会——在“学而优则仕”的体制下，一个读了书的农民子弟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们对读书人的敬意，不过是权力崇拜的延伸罢了。

　　这也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如果有一天，读书不能使人做官，那么人们还会尊敬读书人，还会像“敬惜字纸”那般尊重知识吗？

　　今天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今天的学习虽然不能使人做官，却会带来财富。不要说职场上收入和学历多半是成正比的，就说这几年风口创业的成功者，大多数也都有高学历背景。知识创造财富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宣称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如果知识既不能带来权力，也不能带来财富，还会有人爱知识吗？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因为知识还可以治疗恐慌。在上一轮知识变现的风口上，知识服务商和运营商成功地把“中产焦虑”转化为“知识恐慌”，让中产阶层相信，知识仍然可以维系住他们的地位，他们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基本的安全感。

　　在这里，用知识解决焦虑的原理，并不在于知识有什么用，而是把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中产地位脆弱）转化成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强化学习），从而把不可解的焦虑转化为可以控制和把握的恐慌。最重要的也不是学到了什么，而是用学习填满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感到充实，就没有时间去恐慌了。

　　知识的力量是有边界的。

　　根源来自外界，并非自己不努力

　　不同的中产有不同的焦虑。按照导致焦虑的压力来源和性质，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类：政策性焦虑、职业性焦虑、经济性焦虑、亲密关系焦虑。

　　通过自我奋斗而上升到一定地位的中产，其实向下滑落特别容易。中国社会有一个“上车论”，也叫“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比如分房，十几年前分上房的人就算是上了车，没分上房的人就沦入另一个阶层；比如评职称，早早评上教授的就上了车，新人则面临着更苛刻的条件或者根本就没有位置；再比如买房、编制、养老、医保、教育，都存在“上车”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些政策影响的对象就是体制内中产，所以这个阶层很容易形成一种政策性焦虑。永远不知道“车”来了没有，一旦错过“上车”，就沦入更低的阶层。

　　至于体制外中产，也受到政策性焦虑的影响。如买房也是一种“上车”，当初政策宽松的时候买了房的人，面对因各种限购政策无法出手的人群，还是有相当的优越感。

　　不过，体制外的中产感受更多的则是职业性焦虑。职场如战场，不进则退，不能升职或可能被迫离职的压力始终存在。传统的中产劳动岗位现在受到资本投向、新人技能、人工智能等各方面的冲击，金融领域的许多岗位已经消失或被人工智能取代。许多职场人士不断学习、充电，正是因为感受到这种危机的存在。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曾根据对3万多名不同职业人群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列出了一个“职业压力排行榜”，发现中层管理人员的压力指数高居榜首。压力排行榜是这样的：管理中层80分，经理层75分，教职员工75分——中产阶层都在高分区。至于非中产阶层人群，如下岗人员为68分，矿工为60分，一般工人为59分——普遍比中产压力小。这是因为中层的职位压力更大，可替代性更强，竞争也更激烈。

　　职位也意味着一种人生价值评定。在一个等级观念严重的社会里，职业性焦虑不但会被竞争压力所刺激，而且会被对未来的期待所放大。

　　经济性焦虑和亲密关系焦虑

　　另外一重焦虑则是经济上的。中产的标配生活有四大成本是绕不过的：买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现代人普遍感受经济压力在最近几年突然增大，是因为财富分配的主要方式从按生产劳动分配，变成了按资本分配，而脑力劳动者的报酬增长相对不快，房价猛涨远超工资水平，资本大鳄进军制造企业，都是这种分配方式变化的体现。

　　中产人群中不少已经步入中年，要负担家庭的各种开支，花钱的项目与日俱增。除了房价快速攀升外，各种商品的价格均有不小的涨幅。在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医疗。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是为了让子女的社会地位不向下滑落。只不過这种努力有时会变成一种嘲讽：中产最看重学区房，是因为这能让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但现实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也可能买不起学区房。

　　同时，中产的财富保持体系也具有相当的脆弱性。面对财富的缩水，比起被拆迁的农民，中产也未见得有更好的办法来保持财富。财富获得不易，失去却容易，这不能不让财富的所有者焦虑万分。

　　但最容易让中产陷入沮丧的，恐怕还是亲密关系领域的变化。社会环境变化太快，情感也随之脆弱而易变。都市中成功男性和职业女性的离婚率上升，家庭关系冷漠也不鲜见。本该由家庭承担的缓解压力的角色，现在无人承担。亲密关系无法给焦虑的人生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反过来又可能成为焦虑的来源。

　　无论是政策性焦虑、职业性焦虑、经济性焦虑，还是亲密关系焦虑，都是因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既然中产焦虑的真正根源在于外界，而不是内心，那么解决中产焦虑的良方就应该是改变这个外在环境。但恰恰是在这个方向上，现实中的中产却缺乏改变现实环境的勇气、耐心和想象力，只好缩回到“改变自己”的龟壳中。

　　当然，改变自己也还是有用的。在一个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中，你的自我提升虽然不可能改变环境，但你只要比你的同伴跑得快就行了。

　　在压力固化的体系中，学习知识、提升自我的重要性，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让你能够跑赢同伴。在这种“鸡贼”的想法下，人们认为自己为改变环境也做了很多，但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做。

　　走出中产自恋

　　实际上，类似的中产焦虑在历史上也出现过。

　　19世纪末，美国中产阶级经历了南北战争后近40年“镀金时代”的发展，已经有相当规模。但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阶层出现爆发式增长，让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其财富也受到威胁。1899年，美国制造业资本的1/3被185个垄断组织掌控。美国铁路网在1901年已被六大垄断公司控制。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大批中小企业被吞并或破产。当然，中产阶级的家庭焦虑也不遑多让，离婚率急剧上升，核心家庭大批解体，以至于当时的人们发出哀叹：“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坏的年代。”

　　不过，美国中产阶级自救的方式不是学习知识、超越同伴，而是眼光向外，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环境，推动社会进步。这就是“进步主义运动”的来源。亨利·乔治在1879年出版《进步与贫困》，讨伐工业主义。杜威把实用主义发展成官方哲学，并身体力行地投入社会改革运动。劳埃德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一个巨型垄断的故事》，揭露垄断危害。1903年《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3篇文章，發起“黑幕揭发运动”。20多年的“进步主义运动”导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出台，一大批垄断组织被肢解，包括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

　　此外，保护环境、消除腐败、劳工平权、妇女平权——这些进步主义的成就终于让社会变得更有安全感，缓解了中产焦虑，并且带来中产阶级的爆发式增长，直到占这个社会80%左右的人都成了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引领了改变社会的浪潮。相形之下，我们现在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只会制造“中产恐慌”，来赚一些口水钱。

　　要学的不是知识，而是认知

　　中产焦虑不是无解的，只不过当你认为外在环境不可能改变时，由此所带来的必然性当然就是不可抗拒的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变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就不可能通过记忆死板的知识，或专业领域的学习来实现了。何况现在流行的“学习”不过是“把信息当作知识，把收藏当作学习，把阅读当作思考，把储存当作掌握”。

　　20世纪初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其思想动力直接来自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它把激发个体思维和责任感的贵族博雅教育变成平民教育，让普通的中产阶层子弟都能够接触到。当这些子弟在课堂上通过辩论、讨论、展示、研究等形式去探讨那些慈善、竞争、公平、正义等话题时，不但固有的知识被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认知，而且他们也在为未来的社会定调。

　　这样看来，学习还真是解开中产焦虑的钥匙，不是从情绪上缓解，而是真正改变焦虑之源。不过，具有改变力的学习，不是肤浅的知识存储，而是认知能力（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的提升，以及更重要的，由认知和行为的对接所产生的行为意志。只有这样的学习，才能帮助中产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也只有在一个被中产意志所改变的世界里，“中产焦虑”才会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