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陈寅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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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也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学生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其他课程。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他的分析细致入微，如剥蕉心，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最终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总之，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

　　我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寅恪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来攘往的学生人流中，会见到寅恪师去上课。他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光可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那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中德学坛上的一段佳话吧。

　　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十年之后，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到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会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不引以为荣呢？于是我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这一年的深秋，我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作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大大地出乎我意料，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我立即去清华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绝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三年之内，我去过清华园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驻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父们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零还跟不上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几瓶酒已经非同小可。

　　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篯等，知道先生爱花。先生现在虽患目疾，几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金圆券，又从金圆券改为银元券，越改越乱，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国维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他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换取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了两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风。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他更是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寅恪先生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贬损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

　　后来，寅恪先生又辗转到了广州，从此就留在那里没有动。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其中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1951年，我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当然不会放过机会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寅恪先生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东西。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

　　然而，世事如白衣苍狗，变幻莫测。没过多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从那以后，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将近二十年中，我没能再见到他。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五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我们虽非亲属，我却时有风木之悲。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将一事无成的。在这方面，我也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议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知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著作出全、出好。国内外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将日益发扬光大，这是毫无问题的。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漠，这个空漠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