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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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中央号召，告别繁华的上海，扎根古都西安，为科学发展与西部建设奉献芳华。

　　62年后，他們中的许多人已长眠于黄土地下，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耄耋老者，拳拳爱国之心却从未褪色。

　　那是一场怎样的迁徙？这些西迁的老教授，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缘起

　　1955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彭康接到一通来自高等教育部的电话。他被告知一个重大决策：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彼时，朝鲜战争已结束一年多，国家对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做出调整，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紧缩沿海建设，重要工业内迁。交大内迁，正是基于西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要求和远离国防前线的考量。

　　“当时我们开了很多会，白天晚上不间断。校党委关于西迁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精神。”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史维祥当时任交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书记。他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学校雷厉风行，彭康校长4月9日向校务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通报中央的决定；4月中旬，任梦林总务长和王则茂科长等即赴西安察看及选择校址。”

　　史维祥说，上海人素来眷恋繁华都市，“所谓‘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要把数千师生员工从繁华舒适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大西北来，现在仍难以想象”。

　　尽管如此，全校师生还是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了共识。

　　1955年5月26日，彭康向师生们公布了西迁的决定，全校积极响应。

　　那是一个炽热的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是所有年轻人心中的至高理想。

　　“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你们当时怎么那么伟大，把上海抛开，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87岁的退休教授张娴如当时是交大机械系的一名普通教员，她笑言，“他们可能不了解情况，我们当时是热血青年嘛，那时一动员，大家都是非常积极的。”

　　当时，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示决心克服困难，迁往西安。交大校刊就曾刊载一篇锅炉41班写的题为《我们向往着西安》的文章：“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惯，也是必然的事。但这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是一定能被克服的。就像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壮大、成荫。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

　　现今84岁的退休教授胡奈赛当时还是交大机械系学生，1956年毕业后留校担任物理教研室助教。回想当年的情境，她依然心潮澎湃：“就是要建设国家，到哪里去，那是个最小的问题。”

　　迁徙

　　根据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的部署，1955年至1957年两学年内，全校在上海的2812名学生、1472名教师职工及家属，还有教学器材设备将分批、无损失、安全地迁往西安。

　　继先遣部队之后，1956年8月10日，千余名西迁的交大师生员工和家属背负行囊，汇集在上海徐家汇火车站，在锣鼓喧天中，踏上了西去的专列。

　　当时，乘车师生都持有一张粉色乘车证，正面印有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胡奈赛回忆，当年西迁的专列上，师生们情绪高昂，嘴里不时哼唱着欢快的歌，“那时大家都觉得，未来的生活充满阳光”。

　　当年，17位交大党委委员中有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占交大教师总数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骨干更是舍弃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上的高教拓荒者。为了积极响应迁校号召，心无牵挂地奔赴大西北，他们中的许多人，毅然卖掉交大或上海的原有住房。

　　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的钟兆琳教授，当年已近花甲，身患多种慢性病，妻子也卧病在床。周恩来总理提出“钟先生以留在上海为好”，但他安顿好夫人后，毅然决然只身加入首批西行的队伍中。

　　在当时西迁的25名教授中，时年38岁的陈学俊是最年轻的一位。1957年临行前，他与同在交大任教的夫人袁旦庆，将自家位于上海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无偿上交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4个孩子随校西迁。

　　“至今仍有人说起此事，认为我们太亏了，保留到现在，那两间在牯岭路（国际饭店后面）的房子不是很值钱吗？但当时我们想，既然要扎根西北的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所牵缠，钱是身外之物，不值得计较。”后来成为院士的陈学俊这样解释。

　　来到西安后，陈学俊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创建了全国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2017年7月，98岁高龄、仍在上班的陈学俊离世，他也是西迁教授中最后离世的一位。

　　据记载，当时西迁的校工中，年龄最小的赵保林16岁，年龄最大的是校医沈云扉，当年已66岁。曾是旧上海名医的沈云扉再三婉拒校领导的照顾，和侄儿沈伯参一同举家随校西迁。身为卫生保健科主任的沈伯参不仅带头西迁，还将在上海的私宅无偿提供给学校，作为驻沪办事处。

　　当然，西迁道路并非处处平坦。1956年以来，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党中央对原来的部署亦有所调整，交大内部也曾发起西迁是否必要的讨论。最后，经过反复分析商议，1957年7月，迁校方案调整，学校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小部分留在上海，与上海造船学院及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大上海部分。

　　全校再次统一思想，迁校工作继续开展。

　　到1958年暑期，除造船系、起重系，交大的动力系和机电各系大都陆续迁至西安。全校70%以上的教师、80%以上的学生来到西安新校园；74%的图书资料、大部分仪器设备及全部历史档案，均相继运抵西安。至此，学校西迁宣告顺利完成。

　　艰辛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经济建设相当落后，尚处在“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的年代。最繁华的东大街也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电线杆歪七扭八地立在马路中心。

　　交大西安新校址位于城墙东南外，在古长安唐兴庆宫旧址南侧。1955年这里被勘察选定时，还是一片麦田，几个果园、几座荒坟点缀其间，乌鸦成群。

　　1956年9月，开学前后的交大西安校园虽已初具规模，但也只能保证最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校园看上去仍像一个喧闹的大工地。

　　史维祥回忆，师生员工刚到西安时正值8月雨季，道路泥泞，泥水沾衣。“学校还在进行基建，没有一条正规的道路，大家形象地称‘下雨水泥路，晴天扬灰路’。”他说。

　　杨延篪教授1929年生于香港，1954年回到交大担任助教。回想当年西迁的艰苦过程，他记忆犹新：“抵达西安时正值大雨，一下车脚就陷进泥里，有很多同学都滑倒了。周围是荒郊，夜晚还能听到狼嚎。”

　　交大55级学生谈文心回忆：“每天我们踏着铺在烂泥地上的木板到教室上课，必须小心翼翼，谨防滑倒，感到既艰难又新奇；图书馆西南边，是一座用竹子和芦席搭建的草棚大礼堂，泥地上放了好多长条板凳，那是学生听大型报告或观看文艺表演的场所。草棚大礼堂面积很大，又四面透风，冬天礼堂内外温度相同，坐久了腿会发麻，大家都跺起脚来。现在提起草棚大礼堂，仍然倍感亲切。”

　　从繁华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西安，尽管师生员工已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身处其中，仍发现困难比想象的更多、更具体、更实际。特别是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日用品短缺，副食供应匮乏，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与上海相比反差更大。

　　史维祥说，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许多教师家里已通上煤气管道，而在西安则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做煤块、打煤球。主食吃杂粮，每月给每户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一些日用品如牙粉、灯泡等，有时还要从上海买来，“尽管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但大家都精神振奋，以苦为乐，决心为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早日恢复交大的教学科研，为建设大西北贡献一份力量”。

　　尽管迁校任务繁重，学习和生活条件艰苦，但全校师生并未因此松懈，从未放松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研究与探索。胡奈赛说，在当时的交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踊跃投入西迁的力学专家朱城，创办工程力学专业，除了吃饭睡觉，全身心投入新专业的興办和发展上。授课之余，他抓紧时间编写急需的讲义教材，著成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的著作相媲美的中国版《材料力学》。钟兆琳教授年过花甲，孤身一人天天吃食堂，却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并迎难而上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院士谢友柏，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带头迁往西安任教，刚来时没有科研基础，没有实验室，他就带领几名年轻教师，从绘制设计图开始，直到把实验室建成。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常常几天不睡觉，困了就把木板铺在实验室的地上躺一躺，最终把实验室建成国内外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知名的研究所。

　　时任副校长的张鸿亲自主讲“高等数学”，指导青年教师。而校长彭康、副校长苏庄经常到教室检查听课。

　　西迁师生员工在艰苦岁月的磨砺中创造了崭新的业绩：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也没有因为迁校而耽误原定的教学实验。这被视为奇迹。

　　交大这棵在黄浦江边生长了60年的参天大树，就这样在黄土地深深地扎下根来，经过62年的生长，更加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