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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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九月里因事路过广东新会。新会是梁启超的家乡，又是元灭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过去为县，现在是江门市的一个区。我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周恩来纪念馆。当地的人也很自豪，他们说，周恩来任总理时，政务缠身，能下到一个县连住七天，一生仅此一例。我心里明白，哪里是周恩来有闲，是政局错位，一个历史的小误会。

　　1956年下半年，全国出现冒进的苗头。掌国家经济之舵的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不悦，说“我是反反冒进”。1958年1月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周都受到批评，并做检查。7月1日至7日，他便选了广东新会县来做调查研究。其时周公心里正受着煎熬，正是伟人不幸，小县有幸，留下了这样一处纪念地。

　　周恩来此行所以选中新会，有一点小起因。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新会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周总理很重视，专门带了一位专家6月30日飞广州，又转来新会。在实验田旁周见到了这位农民。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还很差，乡干部和农民一律都是赤脚，总理的穿着也就比他们多着一双布鞋，只是衣服稍整洁一些。接待人员找了一把小竹椅，一个小方竹凳放在地头，本意让总理坐小竹椅。不想总理一到就坐在小凳上，把小椅子推给周汉生，还说你长年蹲田头，太辛苦。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尽量为他人着想，决不摆什么架子。这张照片挂在展室的墙上，成了现在人们难以理解的场景。按现在的习惯，官大一级，见面让座，起行让路，等级分明。一个大国总理来到地头已属不易，怎么能在座位上尊卑颠倒呢？我立即联想到，已逝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也是新会人。一次，我当面听他讲过这样一件事，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工会代表团来访，总理接见并合影，他的座位本安排在前排正中。周恩来不肯，要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客人坐正中，说你是正式主人，今天我是陪客。结果总理真的坐在旁边，报上也就这样发了照片，那时大家觉得也很自然。我曾见过延安时期老同志的几幅合影，大家都随意或坐或站，有几次毛泽东都站在较偏的位置。无疑，毛当时的地位是应该居首位的。现在我们看这些老照片，心里真说不清是陌生还是亲切。

　　座位这个东西是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有把椅子，坐着好说话或办事，这是物质；坐上去，别有一种感觉，这是精神。坐椅子的人多了，就要排个次序，就有了等级。等级就是一种精神。等级不可没有，如军队指挥，无等级就无效率。但不可太严，太严了就成障碍，心理障碍，工作障碍。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很灵活，所以不会僵化；又很确定，所以人们才能为之奋斗。现在我们对座次的设计是越来越精，越来越细，只僵化而不灵活了。不用说大会谁上主席台，台上又谁前谁后，有的单位开会，除分座次，还要专制一把稍大一点的椅子，供一把手坐。我又听过一个故事，一位新来的部长，很不习惯这种把他架在火上烤的做法，每次到场自己先把这把大椅子撤去。但下次来时，大椅子又巍然矗立原地与他四目相对。他的务实作风拗不过笼罩四周的座次精神。

　　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椅子坐时，当然没有座次。我看过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那是一间大伙房，没有座椅。56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随手从房东家带一个小板凳开大会。难的是有了椅子后怎么办？这里有个公心私心之分。以公心论座，党内讲平等，是同志；党外讲服务、是公仆，何必争座？何敢争座？以私心论座，则私心无尽，锱铢必较，事事都要争个高低。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公的一生，这从他位次变化中可以看出来。他早年就坐到党内的第二把交椅。长征开始时，党务、军务大事由最高三人团负责：博古、周恩来，还有一个外国人李德。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的椅子让给毛泽东，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团结四方面军又把红军总政委的椅子让给张国焘。解放后他又有两次让位：一是1958年6月，就是这次到新会调查之前，因为几次受到批评，周就提出辞去总理职位，后来政治局不同意，算是让位未果。但后来经济困难证明周的意见对，他又毫无怨言，以总理的身份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第二次是让位给林彪当副统帅，后林自我爆炸，驾机出逃，他把办公椅子搬到大会堂坐镇指挥，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大位无形，不管周在历史上曾将位置让毛、让张，还是文革中让位于林，或者还要对江青忍让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里他永远是国家的总管，是仅次于毛的二把手。这个位置是永远也变不了的。后来的年轻人不理解，总爱问周为什么要这样一让再让？为什么不敢与毛争一下呢？我听说一位领导同志当面问过周，周说，如果那样党就会分裂。他是仔细衡量过利害的。文革最困难的时期，他说过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还是为公，为了国家利益。其实共产党无论全党还是党员，本没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变，抓蒋而不杀，反而还承认其领袖地位，为抗日，为挽救民族危亡，这是最大的忍让。周是代表党亲自到西安处理这件事的。无论对内对外，若让而能利天下，他都义无反顾。

　　那么，周恩来争过椅子没有？争过，在西安、在重庆、在南京与国民党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在争椅子，为党争，为民争。周恩来说，谈判都把人谈老了，但还是谈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蒋最后落得只能到台湾给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国成立到周去世凡27年，周主持外交，参加或指挥了所有重要的国际谈判，与美国人在朝鲜谈，在华沙谈；与苏联人谈，甚至在莫斯科与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为中国在国际上争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却忙得坐不暖席。毛泽东出行用专列，周出行几乎全坐飞机，不是飞机的椅子好坐，是为省时，多一点时间去工作，去为民为国多争一点权利。最危险的一次是去开万隆会议，他的座机为特务所炸，幸亏他临时换机。而身边的工作人员总不会忘记周的一个工作细节。每临大会，总理都要亲自到主席台或会场上看一下座席，特别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摆得是否合适，最后还不会忘记检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摇一摇，稳不稳，再看看，视线清不清。这就是周恩来。他心里有一个座次，孰重孰轻，何让何争，明白见底。

　　在看这个纪念馆时我很庆幸1958年周让位之未成，不然国家还要多一次悲剧。又想到文革中周虽让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图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们不能承受这轻，不能承受周的这轻轻一让；又不能承受这重，承受这国事民心之重。庄子说：“先贤而后王。”从政者必得先有贤能之德、之力，才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么？就是一把办重要事情的椅子。历史上凡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毅然让位；邓小平首开在位退休先例。他们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会看到的这两把小椅凳当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实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间也不难找到。但纪念馆主人很珍重地对我说：“这两把椅凳，我们刚从主人家里征集到，已作为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会议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间，也不知有没有人收藏。人们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专门开重要会议的宾馆里就会。吃饭时，坐椅庞然而厚重，颇有几分威严，椅子围桌而立，远望如一圈逶迤的长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对经理说，餐厅之椅还是以轻便为好，何用这样隆重？她说这是专门请人设计的，一把就2000元。我说这种重椅只合主席台上用，放在这里讲错了排场，又枉费了许多钱。但设计者恐怕另有考虑。

　　新会的一个小型纪念馆让我联想频频，悟到一个大道理。座位这个东西有实在的物质和虚拟的精神两方面的含义。如果只从实用考虑，能坐、舒适就行，大可不必争什么座次；如果从精神方面考虑，每个人在众人心里的位置是他德与能的总和，争与不争都是一样的。相反，愈争就愈见其私，位次更低；愈让就愈见其公，位次更高。这是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