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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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在屋内忧伤悲戚。草屋外，雨如瀑布。屋內，大姐、二姐哭成一团。我不知所措地趴在父亲的身边，看着父亲紧闭眼睛，昏死一般。父亲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又犯了。“快去！喊人去！”母亲带着哭腔指挥我半夜去村里喊人，把父亲送到医院去。这是我少年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幕。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没有电话，没有120急救车。乡镇医院离我家有二十里路。土路，泥泞得很。那样的夜晚我对乡村的闭塞、落后以及乡邻的关系有了深入的思考。恶劣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对人的生存起到某种制约作用，进而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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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走进乡村，没有深厚乡村经历的人，是无法窥探到乡村真相的。村里人会因为一句话闹红脸，或者因一根麦穗成为仇人，也能因一句玩笑导致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的世界不大不，就是一座村庄的大小。他们的目光更多是停留在这里。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缥缈的海市蜃楼。在村里，富裕的人家注定是孤独的，家徒四壁的人家才是最受欢迎的。

　　那时我已经是初中生，模模糊糊地知道些乡村的人情世故，但只是沉默。

　　父亲从没有批评过我，我也不知道父亲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他是看不起我的，特别是在那个夏季的一次事件后。那时二姐在家放牛。牛是水牛，正值花季的二姐，每天要陪伴着水牛。这件事我知道二姐是记恨父亲的，无奈的记恨。父亲在孩子上学问题上是有取舍的，把机会留给了我。大姐出嫁后，二姐在家继续劳作、放牛。所以说，二姐放牛是有情绪的，结果不自觉的水牛，就在行走的路上，与路边的庄稼进行了亲密的接触，并顺势吃下很多青色含浆的麦穗。

　　这就成了战争的导火索。麦田的主人对着二姐骂了几句。二姐牛也不要了哭着回来。这委屈里有一半是怨气。父亲知晓后，从地里赶过去与人家理论。乡下人的交流，谈判的最终都是一场肢体战争。

　　父亲和家族的兄长话不投机，立马开战。拳头、牙齿、棍棒，还有女人——兄长的女人也上手了。这一切我们家当时都不知道。当父亲从兄长家回来时，全家才知晓。这时战斗已经进行了一个回合，双方各有所伤。然后，两家在自己的根据地，就是屋内继续叫阵。门旁镰刀、砍刀和铁锹等，准备充分，以便再次战斗。让人不可想象的是，我居然拉着父亲，避免战斗的爆发。乡村的战斗一旦进入口角，就意味着尾声。果然，这场战斗很快地结束，然后各自包扎伤口。父亲的肩上，被那女人疯咬了一口。

　　我是痛恨这种文化的。当时的我成了看客，一个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完全的局外人，不像大姐、二姐拿着镰刀，在父亲的身旁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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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如何迈出双脚，当然不是因为外面瓢泼的大雨。雨是不能阻止我的，我必须出去喊人。衣服是湿透的，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风雨中，在马灯的微光里，敲开一家又一家的门。此事的结果，大出我的意料。

　　乡村人家，没有哪两家没吵过架。正是这个原因，我才不知道该不该去敲门。我是不抱希望的，我敲门请求也许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村里人得了病，如果是常见病之外的病，那么消极的对抗成为必然的选择。没有人选择去大医院，即使有人躺在床上，家人能做的，也就是从自然中找些熟悉的药草，胡乱地治疗。这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和不珍惜，而是无奈、无助。我见过更多的人选择窝在墙根下，对着阳光慢慢地煎熬，直到最后日子的来临。

　　我知道父亲的命是不能听凭上天的。我使劲地砸着三叔家的门。三叔听到了敲门声，穿着短裤，瑟瑟缩缩地来开门，雨水的冰凉使得三叔不停地打喷嚏。我不无悲伤地说：“三叔，你救救我父亲吧，他昏过去了，抬他去镇上医院吧。”

　　三叔是我远房的亲戚。我们全村都是一个大家族，但大家平时走动很少。我只能选平时与我们家交往较多的人求助。实际上我们家与人交往不多，这源于父亲不善交际。在人际关系上，父亲始终依靠叔祖父，他很少去思考乡村复杂的人情世故。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土地上，与庄稼亲，与节气近。他以为，种好地，活着，有饭吃，有衣穿，这已经足够了。我没想到在大雨的夜晚三叔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催促我再去喊上一些帮手。

　　我继续敲门。敲五哥家的门。要不是父亲有病，我今生都不愿敲他家门求助。五哥的为人我是极度鄙夷的，奸诈、阴险，喜欢搬弄是非，喜欢看人家的笑话，他是村里有名的“奸雄”。当我敲开门说明来意时，他在吞吞吐吐中还是答应了。

　　后来我又继续敲亮叔家的门。他家与我们家也是有瓜葛的，他多次找我父亲借钱，十次借有一次不借，他就会翻脸，而且，他借钱从来没有还过。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家不管债台多高，鸡鱼肉蛋不断地端上餐桌。哪怕到村口商店赊账，亮叔也会喝上几口小酒。他的嘴边革命小曲不断，他总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很是幸福。

　　乡村人交情说浅不浅，说深也不深。小事执迷不悟，大事却从来不糊涂。赌桌上因为一分钱争吵得面红耳赤，事后可能十元钱都不要。在民间，有三种事情是不能拒绝的。一是火灾，不管谁家的，只要发现立即救火。无论多大的仇恨，在火灾面前，一切烟消云散。再就是对待死去的人，村里有不成文的规定，人死是大事，再深的仇恨，都要到死者跟前磕个响头——死者为大。还有一件事就是救人，没有人会拒绝，即使在大雪纷飞或者暴雨如注的夜晚。夏季，村里孩子溺水的多，但死于溺水的很少，多是耕田种地的村里人救起的。没有人声张，也没有人会重提或者宣扬，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谁看到都会这么做的。如果有人敢拿性命攸关的事打击报复，做出耻辱的勾当，他家祖宗八代都将会被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村庄的文化，民间的文化。

　　我跑回家把情况告诉母亲。不一会儿，三叔、五哥、亮叔等六人到齐，分成三组，前、中、后三根杠子，抬着父亲冲进雨帘。母亲在侧，高举着马灯，我在前面举着马灯引路。在不断的吆喝声里，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把父亲送到了医院。每个人都成了雨人，身上混着汗水，但没有人说一句埋怨的话。这就是乡村的人们和乡村人恪守的底线。天亮后，他们在医院旁的饭店喝完姜汤各自回家。

　　父亲病愈后，带着我去各家登门致谢。之后，日子继续着往日的波澜。三叔、五哥等人与我们家的关系继续保持曾经的尺度。当然，我们和其他邻家的关系也还是老样子。日子就像一潭死水，在那点涟漪过后恢复平静，又回到起点，生活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