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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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仁宇先生在《我相信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指出，管制人类只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用思想，中国儒家即是；第二种是用武力，中国法家即是；第三种是资本主义的方法。今天我想谈谈韩非子的术与法，即黄先生提出的用武力强迫人们做事的治国方法。

　　儒家强调道德的力量，法家强调武力的威权。这武力的威权，说白了，就是术与法。韩非子在《定法》一文中是这样解释这两个术语的：“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说到底，术，就是君御臣之道；法，就是臣御民之途。韩非子指出，术与法缺一不可，两者都不可偏废。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国君为何用术，韩非子在《主道》一文中有深透论述。他说：“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国君的权柄不固，则篡国之虎因而存矣。韩非子对“虎”的解释是：“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简单说，“虎”就是阴谋篡权的人。历史上的篡汉王莽就是典型。韩非子指出，君主受制于臣子，就危险了。而臣子驾驭君主，有五种方法，即：臣闭其主，臣制财利，臣擅行令，臣得行义，臣得树人。韩非子说，这五种方法，“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说到底，君主就应该把人事权、财权、行政权、司法权集于一身，这样臣子才不会有隙可乘。这其实就是一种专制集权。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臣擅行令”，汉献帝自然成了傀儡。

　　如何行术？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就是三句话：听其言，授其事，责其功。孔子强调，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只听他口头上夸夸其谈，还要看他做得怎样。韩非子说：“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赏罚分明，臣子就不敢口是心非，两面三刀了。

　　“术”是君御臣之道，“法”則是臣御民之途。韩非子在《饬令》中开篇即指出：“饬令则法不迁，法平则吏无奸。”对于治理一个国家来说，法治是最简单也是最高效的一种手段。法治精神，说白了，也就是赏罚公平。韩非子强调：“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这是非常精当的。韩非子对民情体察之深，在这句话中可见一斑。大家把功劳摆在桌面上，论功行赏，这样就不会扯皮拉筋。在赏与罚的关系上，韩非子提倡重刑少赏，他的理由是：“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所以韩非子强调严刑峻法，他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乱世用重典，似乎是不二法门。

　　韩非子的术与法，最终被秦国采纳，使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迅速脱颖而出，最终统一全国，可见术与法，在治国领域，其简单高效是毋庸置疑的。但秦国的迅速崩溃也说明了术与法有致命的缺陷，令人深思。还是黄仁宇先生说得透彻，所谓术与法，其实就是一种武力胁迫，你不照我说的做，就可能掉脑袋。韩非子的思想之所以被秦始皇采纳，就在于韩非子提倡的中央集权思想迎合了秦始皇的心思。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术”，还是“法”，都是上对下有绝对权威，根本没有提及下对上也应该有的相应权力。韩非子的思想，是专制思想，根本没有一点民主的风气，相对孟子的思想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也许这是历史所迫，是一种权宜之计吧。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不得不指出韩非子思想中非人道的因素，这种因素，在我们今天倡导法治中国的时代，特别要警惕。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孟子的民本思想，以与韩非子的思想相对照。

　　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明确指出，弑君是合法的，前提是这个“君”是独夫，贼仁害义，伤天害理。这就肯定了人民有诛杀人民公敌的权力，而对韩非子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在德治与法治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法治简单易行，德治只能是辅助手段。我们今天建设法治中国，韩非子的思想是一个源泉，有值得借鉴之处。但我们必须清楚，韩非子的“术与法”，是为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而服务的，他的思想中，只强调专制，少有民主因素，他倡导的“术”，有可能变质为今天社会所流行的厚黑学，他提倡的严刑峻法，刻薄少恩，极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激起民怨。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只有将民主与法治并行不悖，才可能避免重蹈秦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