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冰：走过去，前面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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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习惯源于历经苦难

　　五常，是一个以盛产大米而闻名东三省的北方小镇。作为五常人，我至今记得，当地人都拿这种粮食作为礼物，逢年过节时给亲友送上一小袋，略表寸心。

　　有人说“上品出寒门”，我非“上品”，但的确出自寒门。五常是个传统、闭塞的小镇，镇上连公共汽车都没有。我的父母都是只读过高小的工人。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非常窘迫，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到几百米外的露天井里去一担担地挑。在那种每到冬天就冰天雪地的地方，我们家甚至没有任何取暖设施，更别说买家用电器等奢侈品了。在我11岁那年，我爸带我上了趟省城哈尔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高楼大厦和霓虹灯。我爸还带我坐了回公共汽车，结果因为不适应，我在那个我自认为光会飞快奔跑的家伙上又哭又闹，吐了一地。

　　在那段艰难岁月里，我们一家人顽强地生活着。为了鼓舞我和妹妹与命运抗争的斗志，从小，父母就给我们灌输类似“人穷志不短”、“艰苦朴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等做人的道理。我跟妹妹从上小学起，就没有背过漂亮书包。我背过的书包给妹妹，我穿过的小衣服也是妹妹拣着穿。现在回想起妹妹的文具盒从书包里面漏出来的情景，我心里总是一阵心酸。就算如今已丰衣足食，我依然保持着节约用水的习惯。很多朋友也对我绝不允许自己吃饭时剩饭、掉饭粒等习惯感到不解。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越是历经苦难，对今天的生活我越该珍惜……

　　“意外”萌生的大学梦

　　小时候，我爱唱歌，最大的理想就是将来成为一名歌唱家。稍大一点，我又觉得当个售货员也不错！

　　直到上了中学，我才忽然发现，成为一名大学生才是自己惟一正确的人生目标。可是女孩子容易出现文理偏科情况，我也没能幸免。动植物学、数学、物理、化学，我这几门成绩都不好，偶尔灵光乍现，四门都考100分，我欢天喜地回去给我爸爸汇报，我爸居然怀疑我作弊了！

　　不仅如此，在中学老师眼里，我也不是考大学的料。正因为理科成绩实在上不了台面，考大学没希望。老师才苦口婆心劝我考中专。大人的话当然让我备受打击，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不得不低头，就报考了鸡西师范学校。只是，我没想到，我在这所学校意外学会了声乐知识，对钢琴、手风琴、舞蹈等艺术科目的知识也掌握了不少。我还遇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演员高强老师。

　　1992年，鸡西师范学校专门组织了一次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毕业分配在五常小学当音乐老师的我和几个同学都被老师召了回去。高强是第一个到场的嘉宾。那天，看完我们彩排，高强老师找了个人把我叫过去，寒暄一阵后就问我想不想考“上戏”或者“中戏”。我当时听高老师说什么上呀下的，那是和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碍于高老师一片好意，我把这些话都咽在肚子里了。可正是这次比较诚恳的谈话，让我和高强老师开始了一段忘年交。

　　这事儿过去半年后，妈妈做心脏手术，前后花掉3万多元钱，家中真是一贫如洗了！原本出现这种情况我该更安分才对，可偏偏我对两年的小学教员工作竟莫名厌烦起来。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家没有什么可依仗的社会背景，这使得我和妹妹两人从小就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在当时看来，似乎考上大学就可以出人头地了，这种朴素的动机一直支撑我闯过一道道难关。终于，那年暑假的某个黄昏，我拿起笔给高老师写信，向他说了我想考戏剧学院的愿望。高强老师的回信很认真，他详细告知我应做好三项准备：一首诗朗诵，一支歌，一个小品。

　　因为时间紧迫，我只有出奇招制胜：我买了三本成人高考辅导书，边理解边背，我笃定所有的题都会从书本上出，只要一遍遍地背就能背出好成绩来。

　　我相信“天道酬勤”这句古话，最后我考了220多分，超出录取标准线几十分。大学生活似乎离我越来越近了。

　　拍广告拍出个“家庭救星”

　　一试、二试、三试都顺利过关，面试、口试也通过了，但麻烦却接踵而来：一年3500元学费，300元书费，再加上住宿费，算完3年的总花销，我和家人都愣住了。去还是不去，全家人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遇中。困难明摆着，妈妈刚做完手术，几乎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而其时，我已在镇上的小学当了名音乐老师，每月能拿一百七八十元工资，在那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小镇能赚这个数的人已能归入“白领”行列了。我是家中长女，深知当时境遇下我在这个家中的分量。我要是走了，谁来照顾妈妈，谁来支撑这个家？

　　不过，我最终没能拗过固执的爸爸。“人家孩子考都考不上，咱家孩子考上了哪能不去呢？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让你去！”正是爸爸的这番话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迈。

　　到上海戏剧学院上学后，因为要接济家里，我开始试着接拍广告。

　　1997年，

　　我接拍玉兰油广告，获得了生平第一笔高酬劳——26万。拿到钱后，我给爸爸打电话，让他猜女儿赚了多少钱。一开始爸爸猜1000元、5000元，最后猜到1万元。等我把实情告诉爸爸后，老人家硬是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家里正是非常缺钱的时候，妈妈的药费、我的学费、妹妹的学费，一时间都有了着落。也难怪我姑姑会说我是家中的大救星。

　　过年时，我回老家，从银行里取了5万块钱，用一个包背回家，爸爸闻讯到火车站接我。坐汽车回家时，我把爸爸的手放进包里，对他说：“爸爸，你摸摸。”我第一次看见爸爸的眼睛有点湿润，他嘴里还连连感慨：“自家闺女能赚钱了！”从那以后，拍戏赚的每笔收入，我都只留一点日常的零用钱，其余的则都放在父母那儿，为此，过惯了苦日子的二老很感踏实和欣慰，这正是我这个做女儿的想看到的。

　　经济条件日益改善后，我们家就举家南迁了。如今，我在北京扎了根，爸妈因为喜欢杭州美丽的西子湖，我帮他们在西湖边买了套房。两位老人现在每天早晨沿着西湖堤岸跑步、晨练，生活得很是轻松、惬意。付出代价，才得成功从《机灵小不懂》、《少年张三丰》到《动感豪情》、《飞鹰》、《天下无贼》，我的几部非常引人注目的片子几乎都是以打戏为主。以前还有个说法，说我酷爱打戏，一定是行伍出身，其实那完全是在拍摄现场武术教练辅导的结果。

　　我的武术指导见证了我进步的每个过程。第一次在钢丝绳上行走时，我根本就站不起身来，从房顶上跳下来的时候就趴在了地上……那时我不了解钢丝的脾性，与这生硬的家伙没法默契配合，硬生生地一次次摔在地上。没有人知道，我要是喜欢做一件事情，为了这件事的圆满成功，我会不顾及生命。

　　拍摄《紫蝴蝶》时，我差点残废。剧情要求我在拍摄时身上裹着炸弹，等我倒下来，有车子从我身边开过，车轱辘刚好从我脚上碾过……当时的情景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呆了，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恐惧的味道。转过劲儿的人们赶紧跑上来察看我的脚，这才发现是一场虚惊——我的脚没被轧碎，只是红了而已，但仍让所有人感到后怕。

　　为了拍摄《飞鹰》这部片子，我更是尝尽苦头。有一场戏，导演和武术指导要求我穿上一双皮靴，站在摩托车的油箱和仪表盘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动作。那双要命的皮靴后跟高达10厘米，表演难度简直比耍杂技的专业演员还高。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我的肩胛终于派生炎症，

　　红肿得厉害，没人的时候，剧烈的疼痛会让我忍不住偷偷地流泪，但我仍是不吭一声，咬着嘴趴在一旁的桌子上顾影自怜。但即便这样，一到该我拍戏时，我就逼自己想想父亲、母亲，想想他们也曾含辛茹苦，我就能跟所有人都配合得相得益彰。即便导演心疼我，让我回去休息，我也会说：“这不算事，我能挺！”

　　我从来都不会没精打采的，身上的痛只有自己知道，我相信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成功需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