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悟

标题: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打印本页]

作者: tongzhuan365    时间: 2018-6-29 23:19
标题: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文化史上不知有多少名篇巨制,都是率性为之的,比如苏东坡、辛弃疾开创的所谓豪放词风,并非有意为之,不过逞心而歌而已,说白了,是玩儿出来的。我记得黄裳先生曾经回忆,1947年时,他曾给沈从文寄去空白纸笺,请他写字,没想到这考究的纸笺竟令沈从文步履维艰,写出来的字如“墨冻蝇”。沈从文后来干脆又另写一幅寄给黄裳,写字笔是“起码价钱小绿颖笔”,意思是最便宜的毛笔,纸也只是普通公文纸,在上面“胡画”,却“转有妩媚处”。他还回忆,1975年前后,沈从文又寄来一张字,用的是《明拓帖》扉页的衬纸写的,笔也只是七分钱的“学生笔”,黄先生说他这幅字“旧时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许婉转的姿媚”。所以黄裳先生也说:“好文章、好诗……都是不经意间作出来的。”

  文人最会玩儿的,首先推魏晋,其次是五代。两宋以后,文人渐渐变得认真起来,诗词文章,都作得规规矩矩,有“使命感”了。以今人比之,犹如莫言之《红高粱》,设若他先想到诺贝尔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决心为国争光,那份汪洋恣肆、狂妄无忌,是断然做不出来的。

  王羲之时代文人的原生态,尽载于《世说新语》。魏晋文人的好玩儿,从《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透出来,所以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说,他时常将《世说新语》放在枕畔,没事儿时翻开一读,常哑然失笑。比如写钟会,他刚写完一本书,名叫《四本论》——别弄错了,不是《资本论》——想让嵇康指点,就把书稿揣在怀里,由于心里紧张,不敢拿给嵇康看,就在门外远远地把书稿扔进去,然后撒腿就跑。再比如吕安去嵇康家里看望这位好友,正巧嵇康不在家,他的哥哥嵇喜出来迎接。吕安知道嵇喜为人庸俗,所以看不起他,不肯进去,只在门上写了一个“鳯”(凤)字就走了。嵇喜看到“鳯”字,心里很得意,以为是吕安夸自己,没想到吕安是在挖苦他,“鳯”的意思,是说他不过一只“凡鸟”而已。

  中国文化史上,正襟危坐的书多,像《世說新语》这样好玩儿的书,却屈指可数。刘义庆寥寥数语,就把魏晋文人的神态活脱脱展现出来了。刘义庆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长沙景王刘道怜的公子,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同时也是“骨灰级”的文学爱好者,《宋书》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他爱玩儿,所以他的书,就专拣好玩儿的事儿写。

  《世说新语》写王羲之,最著名的还是那个“东床快婿”的典故:东晋太尉郗鉴有个女儿,名叫郗璿,年方二八,正值青春年华。郗鉴爱之如掌上明珠,要为她寻觅一位如意郎君。郗鉴觉得丞相王导家子弟甚多,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于是希望能从中找到理想人选。

  一天早朝后,郗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丞相王导。王导慨然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你到家里挑选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郗鉴就命管家带上厚礼,来到王丞相的府邸。

  王府的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为自己的宝贝女儿挑选意中人,就个个精心打扮,“正襟危坐”,唯盼雀屏中选。只有一个年轻人,斜倚在东边床上,敞开衣襟,若无其事。这个人,正是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他的两位伯父王导、王敦,分别为东晋宰相和镇东大将军,一文一武,共为东晋的开国功臣,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更是司马睿过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其家族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循着唐代刘禹锡这首《乌衣巷》,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王导家的地址——诗中的“王谢”,分别指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他们的家,都在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乌衣巷鼎盛繁华,是东晋豪门大族的高档住宅区。朱雀桥上曾有一座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

  相亲那一天,王羲之看见一座古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那是蔡邕的古碑。蔡邕是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也是蔡文姬的父亲,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他的字,“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被认为是“受于神人”,让王羲之痴迷不已。那天他在碑前站了很久,才想起伯父王导是要他来相亲的,不得已,匆匆赶往乌衣巷里的相府。到时,已经浑身汗透,他索性脱去外衣,袒胸露腹,偎在东床上,一边饮茶,一边想那古碑。郗府管家见他出神的样子,不知所措。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管家回到郗府,对郗太尉做了如实的汇报:“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管家以为第一轮遭到淘汰的就是这个不拘小节的年轻人,没想到郗鉴选中的偏偏是王羲之。“东床快婿”由此成为美谈,而这样的美谈,也只能出在东晋。

  王羲之的袒胸露腹,是一种别样的风雅,只有那个时代的人能体会得到,如今的岳父岳母们,恐怕难以认同。王羲之与郗璿的婚姻,得感谢老丈人郗鉴的眼力。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也得益于这段美好的婚姻。王羲之后来在《杂帖》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已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

  他的七子依次是: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这七个儿子,个个是书法家,宛如北斗七星,让东晋的夜空有了亮色。其中凝之、涣之、肃之都参加过兰亭聚会,而徽之、献之的成就尤大。故宫“三希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占了“两希”,其中我最爱的,是王献之的《中秋帖》,笔力浑厚通透,酣畅淋漓。王献之的地位始终无法超越他的父亲王羲之,或许与唐太宗、宋高宗直到清高宗这些当权者对《兰亭序》的抬举有关。但无论怎样,如果当时郗鉴没有选中王羲之,中国的书法史就要改写。王羲之大抵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番放浪形骸,竟然有了书法史的意义,犹如他没有想到,酒醉后的一通涂鸦,竟成就了书法史上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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